一、明代主要科場案3
3.萬歷焦竑案
萬歷二十五年丁酉，中允全天敘、修撰焦竑主順天鄉試，全天敘任正考，焦竑任副考。該科考試結束后不久，焦竑就受到言官們的交章攻訐，說他錄取的考生涉及關節、文體險誕。《明名臣言行錄》簡要地記述了該案的始末:“丁酉，順天典試，忌者取士子牘中二三奇險語，以為壞文體，調外任。”文秉的《定陵注略》則將言官們攻擊焦站的理由記錄得更為詳細:“二十五年十月，禮科給事中項應祥、曹大咸各疏糾發科場大弊事。
應祥疏:‘順天撤閑之日，物議沸騰，雌黃蜂起。如第四名曹蕃、第十三名吳應鴻、第二十六名張蔚然、第三十二名鄭菜等，既多駭目驚人之句，復有黃緣干進之跡。’大咸疏:‘自昔年黃宏憲弊孔決裂，論者至今切齒，不謂今又有修撰焦竑其人者。吳應鴻，竑同里也;汪泅論，竑塾師也;曹蕃，莫逆交也;鄭桑，門下士也。又如張蔚然、丘夢周、趙士麟，語語荒謬;趙名言、鄭宏才洗改朱卷，皆禮部覆閱最詳最確者。”
項應祥、曹大元糾發的科場舞弊事有兩條:一是這一科鄉試中式舉人中，曹蕃、吳應鴻、張蔚然、鄭桑等人的試卷中有一些語句“奇險”、“荒謬”，不符合文體典范的要求，根據李劍雄《焦竑評傳》的考證，所謂的“丁酉科場案”，極有可能是指在考試作答過程中，考生以禪語入文:二是所取士子中一部分人和焦竑私交密切、應涉關節，如曹蕃是焦竑的好友，吳應鴻是焦竑的同鄉，汪泅論曾經是焦竑的老師等。對于項應祥、曹大元的攻擊，焦竑、全天敘也先后上疏為自己辯解，針對自己被彈勤的兩點理由，焦竑上書：《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》逐一進行了解釋:一是除了曹蕃外，吳應鴻、汪泅論、鄭菜等人都是正考全天敘所取;二是文章的好壞本來就沒有定評，所以考生的試卷都在，可以進行復審。
但是焦竑的抗辯沒有得到支持和回應，不久以后他就因為這次科場案被貶為福寧州同知，在次年的京察大計中，焦竑再次被貶，于是他辭官歸鄉，從此專心于學問一道。同時，被卷入該科科場案的其他考官和士子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，分考何崇業、主事曹學侄俱調外用，吳應鴻、鄭桑被黝革，丘夢周、張蔚然重罰，趙士麟、曹蕃等人議罰。關于焦竑所取士文體案(又名丁酉科場案)，大多數人都認為焦站是被冤枉的，“實無關節可指”。此案最大的疑點在于，所有的疏論都是針對副考焦竑而發，最后的處理結果也是焦竑被外調，但是正考全天敘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。沈德符《萬歷野獲編》即為焦竑不平，他先是指出，本朝科場案“有罪同罰，未有獨及一人者，有之自天順己卯始”一般科場案發生后，主考副考都要問責，只罰主考或者副考中一人的情況是極其少見的;緊接著他又說道:“若丁酉順天，則中允全天敘為正，焦竑以修撰副之，其場后交章，止及焦一人，而全高枕無一語呵詰……(焦竑)既無關節，又非正考，何以鋒摘偏叢焉?舉朝明知其故，而無一人為辯白之，可嘆也!”
沈德符所說舉朝明知的焦竑被論的真正原因，是焦竑自萬歷十七年狀元及第以后，因為出眾的才學和狂捐的性格遭到當權者的忌憚，進而以科場案為由對他進行打壓。焦竑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，他在抗辯自疏中說道:“項應祥言涉風聞，尚無意必;曹大咸隨聲丑詆，意必逐臣，以快忌者之心。”所謂的“忌者”，錢謙益在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中認為是丁酉年鄉試內閣和六部所擬定的主考官、“原推者”:“丁酉北試，上原推兩宮坊，別用弱侯。原推者魄恨，靖新建合謀傾弱侯。言官遂用科場事，抉拋低毀。弱侯陳辯甚力。
新建從中主之，以文體調外任。”神宗沒有采納擬定的“原推者”，而是改用全天敘、焦竑為正副主考，這引起了“原推者”的忌恨，于是聯合大學士張位排擠焦竑。錢謙益的說法雖然是真實的，但卻不是全部事實，焦竑之所以被論，突然到來的考官任命只是導火索，此前發生的《養正圖解》事件才是迫使他離開政治舞臺的關鍵事件。
明代出版業發達，《養正圖解》隨后被徽州的書商刻印出來，這本書印刷得十分精美，里面的插圖也是當時名手所畫，一時間成為京城追捧的奇貨。關于該書是如何進呈到神宗面前的，有兩種說法。一種說法是大太監陳矩從民間買了幾本書上呈給神宗閱覽(據沈德符《萬歷野獲編·呂焦二書》;另一種說法則是焦竑自己進呈給了神宗(據《澹園集·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疏》。但無論是哪種說法，其結果都是一樣:雖然神宗并沒有給予《養正圖解》太大的關注，但焦竑此舉仍被當權者視為一個危險的“信號”。據沈德符《萬歷野獲編》所述:“張新建相公與郭江夏尤怒甚，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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